1937年农历二月，我出生在江苏省吴江县莘塔镇大浜里，那是个动荡的年代。刚过春节，原本祥和的江南水乡小村被日本鬼子搞得人心惶惶，他们烧杀抢掠，干尽坏事。抗日勇士们不断打击日本鬼子,因此鬼子扬言要进行扫荡，家人们慌成一团，决定去西塘古镇躲躲。

西塘古镇相传是春秋战国时期伍子胥兴水利通漕运，引胥山以北水的地方，故西塘亦称胥塘。因这里远离沪宁铁路线，又水路纵横、芦苇丛生，当时日本鬼子还未到达。

我们家租了一叶带篷的小木船，小六叔为我们摇船撑舵。为了避免被日本鬼子发现，只能夜晚出发。十几口人一大家子一起行动。母亲和婶婶的脸上抹了灰尘，蓬头污面的，怕鬼子看见花姑娘，起歹心思。临近黄昏准备起航前，我大哥(约12岁)清点人数发现缺少一人，正是襁褓中的我。父亲和十六叔一路小跑重返老宅抱起正在熟睡的我，他们轮流背着我跑了五六里才到达船边，早已大汗淋漓，上气不接下气，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这样才救了我这条小命，我才能与家人一起逃往西塘。

到西塘后，我们暂租一间小屋，睡在稻草堆上，过着顿顿是青菜豆腐，缺衣少食的苦难生活。上世纪中叶，我随二哥重返西塘，寻找逃难时住所与房东，可是早已物是人非。站在印象中的旧址，我的心里默默流下了泪水。

抗日战争胜利后接着是国民党挑起内战，我们过着兵荒马乱、物价飞涨的不安定日子。直至1949年，迎来了全国的解放，我们唱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呀，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我们打着腰鼓(我还是镇上第一批腰鼓手之一)扭着秧歌，欢天喜地，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后来又经历了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等运动，几十年人生路，跌宕起伏，我在迂回曲折中一步步前行、成长，从一个懵懂少年变成了一位奔九十的耄耋老人。经历几十年的风雨，品尝尽了人间的酸甜苦辣。

我6岁那年，适龄进入莘塔中心小学读书。由于是个贫穷落后的小镇，加之国家财政困难，师资匮缺，学校无奈采取“混班上课”，即不同年级学生，在同一教室内，老师给不同年级的学生轮流上课。后来我们又遭土匪骚扰勒索，无奈搬迁至芦墟镇，我也随之转学入芦墟中心小学，直至小学毕业进入芦墟私立分湖中学(镇里唯一一所初中)。

乡村师范的最年幼的插班生

我的兄弟姊妹中，我排行老三，上有两个哥哥。要生活，要上学，全靠父亲开诊所维持一家生计。我为了减轻父母的经济负担和生活压力，1951年报考了吴江中学附设简师班二年制插班生，成了一名年龄最小的学生，学习成绩还能跟上，中游水平。但因为年龄太小，班主任马老师和校领导多次找我谈话，告诫劝说我："你年龄太小，一年后就要毕业，你才12岁，就要独自一人去乡村教学(一村一校一教师)，生活上一日三餐要自己开伙自炊，学校教学要打理，个人生活也要自己打理，估计会有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建议我回去继续读完初中再作打算。我仔细思考这些肺腑之言，也真有些后怕。最后接受建议，回到家后完成了初中学业。

北上山东学护理 

我受兄长的影响，从小就有“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也不怕”的重理轻文的理念，因此我中学时期理科的成绩较好，而文科写作平平。

1952年初中毕业之时，适逢苏南地区统一分配政策下达，我考虑到父母培养我的兄弟姊妹9人压力太重，决定放弃读高中上大学的梦想，在志愿一栏里填写的是“苏州工业专科学校”(苏工专)。但事与愿违，结果我被分配到了山东省立医院护校。别无选择，只能服从，我那时才14岁呀！

记得在我离家去报到的那天，天气阴沉，有时绵绵细雨，有时雷电交加。每日正常开往苏州的班船停运了，只得与同去报到的同学合租了带篷小木船，告别家人。站在船头，看到家人渐远去的身影消失在视线中时，我呆呆地站在船头不肯进舱。孤独伤心的眼泪不停地流淌下来。船到达通汽车的平望镇，我们乘着汽车傍晚才到报到点------苏州伯乐中学。我一天未进食，饥肠辘辘。到了报到点，终于吃上热菜热饭，饱餐了一顿。可能是奔波一天累了，不知何时就进入了梦乡。

次日上午，我独自一人去苏州北局百货商店买了搪瓷脸盆和毛巾、牙刷、牙膏等简单日用品回来。傍晚时刻吹哨集合列队，我提着网兜步行向苏州火车站走去，无人给我送行，只跟随队伍走着。一路上歌声四起，唱的是同一首歌------苏联共青团员之歌。我至今还记得几句歌词：“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再见了，亲爱的故乡，胜利的旗帜照耀着我们...... ”我们边唱边哭，歌声和哭声交织在一起，此起彼伏，这里唱完了那边又响起。直至苏州火车站，登上北上列车。我虽然是第一次坐火车，却毫无兴奋或新鲜感，懵懵懂懂摇晃到达了南京。那时南京还没有长江大桥，我们只能下车经轮渡到达对岸的浦口，再次登上列车。

1952年9月5日上午，我们到达济南。57个吃大米长大的、出生于江南鱼米之乡的小姑娘，千里迢迢来到举目无亲的寒冷的北方。省立医院的大卡车将我们送到位于经六路纬八路的省立医院护校。一进门我们惊呆了，哪像是一所学校！没有操场和运动器材，只是10来间红砖砌成的一圈小平房，老师办公室和学生的教室、宿舍全都在这里。一间宿舍内7个上下铺的双人床住13名学生，一个空床位是学生存放物品的地方，没有取暖设备。学生晚上起夜要走出宿舍门，经过毫无遮挡的通透走廊。教室内冬季取暖仅能用一个烧木炭的炉子，我们这批南方姑娘没有生炉子的本领，因此经常炉灭受冻。同学们的手上和脸颊上大多都生了冻疮。没有体育课，就到附近的青年公园跑步。食堂在省立医院内，吃得还算可以，可能沾了省立医院的光，经常有炒米饭、油炸馓子吃。此后，齐鲁医院护校、工人医院护校和我所在的省立医院护校三校合并，组建成济南护校。校址迁至道德北街73号，是山东师范学院音乐系旧址。学校慢慢正规化了，但伙食比在省立医院护校时差了很多，真得吃从未听过、见过的窝窝头了。我们一桌八人吃不惯窝窝头，八人分吃一个窝窝头。最难过的是节假日，特别是过春节，多数同学回家了，我们几个没有路费的也回不去，就“恶作剧”：早上不起床蒙在被子里哭。校长伍敦吾常来叫我们去吃饭。我们几个南方小姑娘在省立医院小有名气，是一群活泼调皮的机灵鬼。姑娘们闹着、笑着、哭着，一晃两年过去了，我们这批南方姑娘绝大部分留在了山东各级医院工作，后来有的当上了护士长，有的当上护理部主任，有的努力上了夜校，转为医生，同时也教学。我们都为山东省医疗保健卫生事业作出了贡献。

在我最后的实习阶段，由于解放初期学生资质不足，国家建设又急需人才，政府规定欲从中专毕业生中选择一批品学兼优的学生以同等学力报考大学。真是天上掉馅饼了，我们57个学生经学校报考，选拔出十名，我幸运地成了十分之一。学校还为我们请来了山东师范学院的老师补习数理化，接着进行选拔考试，结果我做梦也没想到我们6人被山东医学院医疗系本科录取(陈晨华、王月初、王赛华、王尧华、赵瑞华和徐松德)，成了一名大学生。其余三人姜秀华、何雪芳、杨秋弘被上海第二医学院录取。还有一人可能是家庭原因未被录取。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成为了我学习工作生活的动力。

梦寐以求丰富多彩的大学生活

山东医学院就在齐鲁大学旧址，齐鲁大学是英美加三国的基督教会办的私立学校，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时，齐鲁大学医学院与华东白求恩医学院合并，取名为山东医学院。校园环境优美，老舍先生曾为此写过一篇散文------《济南的非正式公园》。他把校内的爬山虎、丁香花的美描写得淋漓尽致，幽静的美景生动有趣，有兴趣的读者可读此文章欣赏山医美景。

1954年9月4日，我和同学各乘三轮车，带着行李铺盖等全部家当，从道德北街73号来到文化西路44号。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中西合璧、壮丽雄伟的校友门，它是100年前校友出资建造的学校标志性建筑，不论是学生、校友，还是参观者，都要和校友门打卡合影留念。

校友门的东偏南方向的建筑是木质结构二层小楼，是学校行政办公的地方，故被称为办公楼。著名作家老舍先生曾在此楼生活工作过。1997年该楼因年久失修，电线老化引发大火，整个小楼夷为平地，现在的砖瓦水泥结构的教学综合楼是1998年在此地重建的。办公楼东侧的小礼堂是教职员工集会的地方，我们新生刚入学时暂安顿在小礼堂东南角号院楼连接处的大教室内（号院楼是当时齐鲁大学男生宿舍，1916年建造，由前后四座二层小楼，共十座，称之为400号院）。新生们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有福建、江苏、上海、山东各地)，南腔北调的口音交谈着，互相介绍自己，倾诉着兴奋愉悦的心情。方春望院长、张季兰教务长等领导老师亲自来看望新生，和蔼可亲地询问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激动的心情无言以表，只知道热烈鼓掌。后来我们搬入学生宿舍，那是地处学校南区的砖头平房，共6排，故称之为南六排。每排二侧为宿舍，中间走廊，每排有两个公用卫生间。冬季宿舍无取暖设备，因此洗漱用水的管子常发生结冰裂管、跑水的现象。每间宿舍内配有大桌一件和4个铁制下铺双人床。每间宿舍住7位同学，其中一个空位用来存放物品。早上吹号起床，跑步到操场，按班级列队，集体做广播体操，无故不得缺席。每逢冬季下雪，学生们自觉打扫班级承包的区域。

解放初期，国家百废待兴，财政收入困难，学校在操场与南六排之间路西边土地增设了学生的草棚食堂。1953年才建成号院东侧厅(师生们称之为大饭厅）。当时我们学生就餐是8人一组，每桌是一大盆大锅菜，8人分食(有时有肉包子供应)。若回族学生不吃猪肉，可提前领牌换食。每逢考试期间，食堂师傅也为学生改善生活，有木须肉之类肉食供应。

周末或节假日学生会组织一些文娱活动，如当时流行的交际化装舞会，在东大厅或小礼堂举行，特别是新年晚会，热闹非凡。由青年教师组成的乐队伴奏，新年钟声敲响时，有白发老人出场(多半是病理教研室的孙绍谦教授扮演），掌声欢呼声响彻整个会场，随着音乐声大家一起跳舞。

每年春秋二季都要举行运动会，除学生外，教职员工医务人员均可报名参加。那时操场四周各年级班级同学整齐排坐，为运动员加油呐喊。就在现在篮球场的位置，以前一到冬季，体育教研室的老师们忙着搭棚子、围土、灌水，建成临时的溜冰场。同学们在此嬉笑，我“蹩脚”的溜冰技术也是在此练成的。

马路西侧是50年代修建成的游泳池，夏日开放供师生纳凉游泳，锻练身体。往西是带有跑道的小操场，师生们称之为北操场，相对南边的操场也称为南操场。

学生的课余生活丰富多彩，在学习方面也努力勤奋。周末图书馆、阅览室也是座无虚席，挤满莘莘学子。阅览室旁边是石砌高耸的教堂------康穆堂。康穆堂也曾是学校的标志性建筑物之一，据说名人来访作报告演讲也常在此举行，胡适也是其中之一。1959年康穆堂被拆，改建成现在的教学八楼，我们也为修建教学八楼搬砖劳动过。

新生经入学教育后，就开始正式上课。记得我们第一堂课是在教学一楼一层西头1107教室上的生物课，由郭亦寿老师讲授。当时正是全盘学习苏联，教材也是苏联教材，实行6节一贯制，即上午上6节课，下午学生自习。考试实行口试制，一名主考老师，两名副考老师监考，学生抽题，准备30分钟进入考场，根据抽到的题目答题，然后老师根据你的回答情况提问。当时给分是5分制，5分为优，4分为良，3分为及格，3分之下为不及格。郭老师的生物课内容当然是批判摩尔根的基因遗传学说，颂扬巴甫洛夫条件反射学说。

困难的课程接踵而来，因为我没学过高中课程，未学过三角函数，不知什么叫sin；也没学过对数，不知道log是什么意思。因此物理课讲到光的反射折射时，听得我腾云驾雾一般。在分析化学的实验课上，我不会查对数表，急得团团转。这可真是难倒我了，想来想去没捷径走，只能补上这些知识。于是我课余时间请教同学，自己勤奋练习。功夫不负有心人，第一学年的两个学期的全部课程，我都得到满分五分。全校一学年全满分的共三人，我们三人被评了甲等优秀生，获得奖状一张，奖章一枚，奖金50元。这50元在当时可不是一个小数目，我用它买了几本参考书，如贝柯夫生理学。我还打算用此奖金回家一趟，已三年没回家了，想家啊！当年暑假，我迫不及待回家了，父母兄弟妹妹家人早已候在轮船码头。三年不见，兄弟妹妹长高了，猛一看竟认不出来了，滚烫的热泪夺眶而出，特别是见到年迈父母苍老了许多，已满头白发，说不出一句话，牵着手回家了......

 难忘的几次社会活动

麻风村参观实践

尤家骏教授是全国著名的皮肤麻风病专家，他给我们讲授麻风病知识后，还亲自带领我们去参观麻风村。我们都偷偷戴上手套和口罩，怀着恐惧的心情，跟着尤教授来到孤零零毫无生息的麻风村参观。一下车看到的是缺腿缺胳膊的残疾人，有的是失明的盲人。麻风病人见到尤教授，露出了久违的笑容。尤教授亲切的举动打消了我们的恐惧感，更让我体会到了作为一名医务工作人员的责任和担当。

参加消灭山东地方病——血丝虫病

大三时领导组织我们下乡，去血丝虫病重灾区滕县参加实践活动。我被任命为中队长，带领学弟学妹10余人驻扎到滕县界河乡一带，一边送医送药上门，一边宣传防治知识，傍晚又召集村民刺血涂片染色镜检。整整一个半月啊！因此说山东省消灭血丝虫病战斗中，我们也是出了力的。每谈起此事我也是无比欣慰，还有点成就感。

为防治麻疹大流行又出征

次年又有麻疹大流行，不少儿童患了麻疹，由于治疗不及时转为肺炎，甚至死亡。我们这批医学生为此又出征了。吃住全在居民家中，送医送药，宣传麻疹防治知识，统计发病率、治愈率。这也让我们年轻的医学生体会到身上的使命与神圣的职责。

我的大学生活前三年是靠每月10元的助学金过来的。后来我大哥毕业了，支持弟妹的的学习生活，每月寄给我10-12元，直到我在山医毕业。在大学期间，我年年被评为三好学生、优秀共青团员，参加了济南市的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参与了学生会，当了四年的班干部，帮助学习困难的同学，使我们班没有留级掉队的同学。

在大五实习阶段，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我满怀激情，与同学们一起喊出“服从祖国统一分配”的誓言，“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豪迈肺腑之言。在大饭厅举行毕业典礼时，我们合唱校歌------“我们是革命的医务工作者，我们是白求恩的学生，白求恩的精神鼓舞着我们向前。”我们不少同学服从分配，去了新疆、宁夏等地，我含着激动不舍的热泪，一一送别，直到最后一位同学离校。

走上副博士研究生之路

 临近毕业之际，学校领导通知我可去报考研究生，可能是由于我年纪较小学习成绩较好。当时是全面学习苏联的时代，攻读的是副博士学位的研究生，相当于现在的硕士学位。经考试我顺利被录取为本校生物化学研究生。导师是留美西北大学回来的李瓒文博士。当时山东医学院仅有耳鼻喉科招收研究生，全校总共才有16名研究生，因此没有研究生专门的行政管理机构，直接由方春望院长进行管理领导。当时研究生培养方式是边参与教学（即担任本科生的实验课教学），边完成研究生课程的学习和课题研究。在指导学生实验课中经历了目测比色计和手工操作水银球上下移动测量结合力CO₂等实验。后来目测比色计发展成光电比色计，自动生化检测仪这些生化仪也不断地更新与发展，伴随我进一步成长。到研究生第三学年（1962年），论文按规定由外校专家教授评审（中山医学院蓝天鹤教授和青岛医学院马锦堂教授)，论文通过评审后准备毕业。由于中苏关系破裂，政策也随之发生变化。学校接到教育部通知，研究生必须通过英文水平考试合格才准许毕业。我学了五六年俄语，突然要改成英语，真是个难题。为此我还延毕了一年，专攻英语。学校为我们组织了英语脱产班，有部分青年教师参加。由王洛白老师负责授课，教材也是老师选择的。我记得曾学过《鲁滨逊漂流记》《格列佛游记》等读物。王老师为了提高学员们的学习兴趣，组织了一些活动，如组织了新年英语联欢会。除了唱英语歌曲、用英语讲故事等，还有一个节目值得一提：由测试学员英语的老师说一个单词或词组，测测哪个学员听得准听得快。例如老师说shoe，看谁最先听明白词意是鞋，将鞋脱下放在规定地方。

这样学习英语一年以后，总算过了英语这一关了。我充满信心，准备走上工作岗位时，又来新规定了：不仅规定研究生论文要送外校专家评审，还要通过论文答辩会才能毕业分配工作。我们又赶上新规定了。因为是第一次研究生论文答辩会，学校也非常重视，邀请了济南青岛两地省内的许多专家教授出席。在教学八楼二层的教室内举行，由方春望院长亲自主持。研究生(我与蔡桂英两人)宣读论文后，由专家提问，我们立即阐述回答，气氛十分热烈，我和蔡桂英均通过答辩。会后参加答辩会的全体人员在教学八楼门前留影纪念。这张珍贵的合影因聚集了省内大部分专家教授与学校领导，因此作为山东医学院百年校史和齐鲁医院历史的资料之一。我就读研究生期间，每月的津贴是43.5元，我从中取10元寄回家补贴家用，这是我当姐姐应尽的责任。1963年，还没有打印设备，研究生论文是自己手抄后装订成册，送到山医图书馆存档。

无法从脑海里抹去的羞愧一事

 文革中，学生停课，老师们也整天无教学任务。无意中在报刊上发现一则消息------发现cAMP是第二信使的作者获得诺贝尔奖了。我惊呆了，作为一名医学院的教师，却对此一无所知。于是我要来了图书馆的门钥匙，只身推开图书馆的门。一看满地是沾满尘土的书籍杂志，随意翻开一本均是cAMP相关的论文报导，羞愧的心情难以言表。

文革结束，恢复上课后，为了补上十几年前的缺陷，赶上时代的步伐，我们全体老师翻译了《人体疾病的生化学论》和《生理化学评论》。每周组织一次新知识研讨会，这样才赶上了时代的步伐。2024年，我将参与撰写的书籍教材与老伴主编的书籍，共计三十二部，捐赠给山东大学图书馆。

晚年生活

 我研究生毕业后继续留学校任教，曾担任助教、讲师和副教授等职位。1992年晋升为教授。曾任生化教研室主任，工作期间被评为省优秀教师、校师德标兵，享受国务院津贴和干部保健待遇；曾任中国生化学会理事，山东生化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指导培养研究生10余人，发表论文报告38篇，参与撰写全国通用教材与参考书15部。

从1954年踏进山医校门开始直到2000年65岁退休，在这山医大院内学习工作生活，七十多个春夏秋冬，从一个懵懂少年到现在已经是89岁高龄的耄耋老人，我见证了山医的变迁与发展。在这山医大院内，我把老师们传授给我的知识与敬业精神继续传播下去。目前我独居生活，一日三餐自理，天天动动笔墨，写写往事，每天午后与朋友们散步聊天，自由自在地生活在这熟悉的大院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