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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州医校,医科办学的开端
2019-01-12 22:25   审核人:   (点击量:)

   1893年,聂会东在登州开办诊所和学校,医科办学由此开端,聂会东也因此成为“齐鲁医科”最早创始人之一。自聂会东后,越来越多医学传教士认识到医疗事业对传教事业的重要作用,海外宣教部先后派遣多名医学传教士,先后在登州、潍县、济宁和沂州府等地建立医院。教会医院和诊所逐渐成为山东差传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日渐发展。

教会医疗事业的发展

   与教育事业不同,传教士最初开办医疗事业出于自身需要。早期传教士漂洋过海来到山东,水土不服,生活条件差。由于缺医少药,传教士面对灾难往往束手无措。《郭显德牧师行传》中描述了登州差会的困境:“登州府自设立教会以来,十年之内,未有医院,教士有病若不自己设法医治,必无生望。否则坐苫子到烟台求医施治,故往往有紧急危症,不待旋踵,即病入膏肓,不可救药者……传染相连,使人惶惶若此之甚也。郭牧师虽习过医术,然蒙古大夫,不可以治君子。狄师母虽自备小药房,以备不时之需。然其中所有不过原料之蓖麻子油,及鸦片樟脑酒之类。学生得痢疾,则以蓖麻油攻之,学生闹肚子,则以鸦片樟脑酒止之,然不轻易发药。”

   这让他们意识到医疗工作对传教事业的重要性。1863年海外宣教部在报告中指出:“登州的弟兄迫切要求派遣一名医疗传教士常驻登州,因为方圆五里内没有任何医生。”1868年狄考文在信中写道:“派遣一名医生,将会受到热情的欢迎。”但海外宣教部迟迟未找到合适人员,山东差会一直处于没有医疗传教士的尴尬境遇。1871年,医学博士帕特森(J. P. Patterson)来到登州,只住了几个月,并未留下。1873年,布利斯医生(S. F. Bliss)来到登州开展工作,但他无法适应差会工作,只住了一年多。1878年12月,医学博士克利斯小姐(A. D. Kelsey)到达,至1882年12月离开登州去了日本。从1871年到1883年,海外宣教部共派遣6名医学传教士到山东行医传教,但大都未能长期留在中国,致使医疗事业始终处于低潮。直到1883年,医学博士聂会东来到登州续办医院,山东差会的医疗事业才真正进入稳定发展期。

   宗教作为一种文化势力,在山东的布道过程实际上是一种文化传播的过程,而这种异于山东本地的文化能够得以传播,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山东的社会需求和民众的接受能力。从历史上看,基督教在唐、元、明清之际先后三次进入中国,每次都注重利用医药进行传教,他们在中国一边建立教堂,一边行医术。清初,不少传教士精通医药,他们利用医药为帝王、大臣及贫民治病。他们的这些行医传教活动也成为后来者借鉴的榜样。

   近代来华传教士来自现代化的西方,彼时西方医学取得长足进展,而不可否认,中国的中医理论虽然源远流长,但整个社会的医疗状况并不理想。来华传教士对山东的情况有如此描述:“医药非常缺乏,公共卫生习惯与设施几乎完全缺如,……多数人不知卫生之道,疾病甚多……”传教士们多少熟悉一些西方现代医学知识。他们初到烟台后,看到鼠疫、霍乱等疫病频发,就发放药品,对患者消毒隔离,有效抑制住流行,使许多患者得救。这对缺医少药的劳苦大众来说,其施医舍药的手段十分有吸引力,许多人病愈后加入了教会,使传教士意识到医药对传教的重要性,且其不受地点的影响,因此医疗成为教育事业之外另一种方便的传教方式。美国基督教差会负责人司弼尔直言不讳地说,“我们的慈善事业,应该以直接达到传播基督福音和开设教堂为目的。”

   1900年以后的头20年,教会医学事业的发展日如中天,迅猛异常,其重要特征是教会大学蓬勃兴起,教会医学校在各地出现。据1913年的统计,教会医学校学生500人。教会医院的增长虽不及医学教育显著,但是,1900年后的头10年,一些著名的教会医院业已全部重建,原有的医院几乎均建在现代化的建筑里。

“齐鲁医科”的最早创始人

   山东教会的医疗活动在最初时也是颇为艰难。他们投资有限,规模很小,诊疗所通常都是附设在教堂里,收容能力有限,这种状况让有身份的人不敢前往就医,只有贫苦家庭走投无路后才敢来这里碰运气。加上传教士们对这里的生活习惯并不适应,经常来去匆匆,直到传教士聂会东来了之后才出现了改变。

1883年,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传教会医生聂会东(James Boyd Neal,1855—1925)夫妇到达登州,准备在文会馆设医科,因设备和人员不足,未能如愿,便租赁了一所寺庙的几间房子,用一部分作教室,另一部分作为小型诊所。医科办学由此开端,聂会东也因此成为“齐鲁医科”最早创始人之一。此后,聂会东历任共合医道学堂校长、山东基督教共合大学医科校长、齐鲁大学医科科长。1922年因病返回美国。

   聂会东在登州开设医院开展医药工作,卓有成效。1884年,登州布道站报告记载:“聂会东博士的到来使登州布道站备受鼓舞,他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助手。”仅1885、1886年,诊所共收治病人四千余人,实施手术百余例。

   但是除了医院和诊所的医疗外,聂会东最重要的贡献还是推行医学教育,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聂会东最初在山东招收了5名学生。1888年登州布道站报告记载:“聂会东教授5名医学生,这项工作开辟了道路,使福音无处不在。同时,它在上帝的监督下,训练医生,它对中国流行的医学知识和医疗实践造成冲击。”最初的5名医学生全部为教徒,教学费用一部分自理,一部分由差会负责。

   事实上,最初传教士并没有想到要开展医学教育,他们仅仅是为了医疗需要,在诊所招收学徒,授以浅显医学知识,目的是为了训练他们担任护理工作或者传教士,但是用这样的方法培养出来的人数有限,成效不高。掌握西医,必须从基本知识入手,只有创建正规的学校,才能真正获得系统的知识。

   随着潍县和济南布道站的发展,聂会东认识到登州不适应现代教育的发展,他也曾提议登州文会馆西迁至济南,但未能实现。1890年,聂会东带领学生来到济南,开设华美医院及医校。该医校1907年与英国浸礼会在青州、邹平等地所办医院合并,建成共和医道学堂,后成为齐鲁大学医学科,聂会东为首任院长。

   聂会东走后,登州医院交给了满乐道医生(Robert Coltman)负责。1893年4月,满乐道也离开登州,到北京发展。慕维甫医生(Walter F. Seymour)1893年11月1日到达登州,接替了满乐道的工作。1910年秋,道德贞小姐(Alma B. Dodd)来到登州为医院培训了一批男女护士,1912年她去滕县定居。慕维甫直到1918年才离开登州到济宁。可能是因为大批传教士及教会学校先后迁至黄县、潍县等地,后来该院也解散或搬迁了。不过,登州医院与登州文会馆一样,也把近代医学的科学种子洒向了四面八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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