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大学齐鲁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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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坝的烽火岁月
2019-06-10 21:23 岱峻  《风过华西坝》   (点击量:)

一夜之间,江水西流。贫瘠的西南成了抗战救国的后方。那段艰难的岁月,史称坝上“五大学时期”。最初,迁入的中央大学医学院、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齐鲁大学,加上本土的华西协合大学,被称为“前五大时期”;在中央大学医学院迁走后,1942年燕京大学成都复校,又被称为“后五大时期”。五大学共有文、法、理、医、农等五个学院六七十个学系,应该是战时中国规模最大、学科设置最完整的大学。


战争来了

   一夜之间,战争猝然爆发。

齐大秋季开学定在9月1日,但注册的学生只有297人,较常年少了近半。10月,日军逼近黄河,英美领事已昭示侨民迅速离开。但齐大的外籍教职员并没撤离。教育部建议迁至西安以西约130公里的五公县,因考虑迁建费用巨大,学校不敢贸然执行。当得知华西协和大学愿意接受医学院高年级师生,其余的学生也可以到坝上借读,遂动了迁川的念头。校长刘世传精通多门外语,国外有人脉,遂受政府之托,以民间身份去海外宣传抗战,也顺带为学校募捐。他不辱使命,筹回一笔巨款,立即与校董事会商量迁川事宜。他组织教工先将图书仪器运到上海,再乘船到香港转越南经昆明到成都。11月中旬,除医学院照常开放外,大学关闭,文理学院迁至成都,只留下神学院和护士学校及乡村服务社。

1940年夏,北平青年王翰章考入济南城外千佛山脚下的齐大医预科,那时大部分教师都已南迁,只剩一些外籍教师和个别中国教师。王翰章回忆:

“校园周围都是日本兵的碉堡,校门有岗哨把守,进出经过都要走到日本兵面前鞠九十度的躬,不然非打即骂,甚至罚跪。一次,一个同学经过岗亭时, 嘴里嚼着口香糖,一个日本兵冲过去就给他几耳光。所以平时同学根本就不出校门。1941年冬珍珠港事件爆发,夜里大概两三点钟,日本兵封锁校园,把所有的外籍教师逮捕起来,送到山东潍坊附近的一个集中营。有个外科医生,姓孟,是英国人孟和礼的儿子。他喜欢画画,我常跟他一起写生。我画粉笔画,他也送我些颜料什么的。那天,他匆忙和我告别,还告诉我,他把一批有字的甲骨埋起来了。日本兵抓走老师,也把我们学生轰出了校园。”

迁川路上

齐大西迁,文学院院长杨懋春回忆:

“教职员由济南往成都迁移时,……凡动身早的人,能幸运用上由济南——南京——重庆——成都那条路线,费时少,也不太辛苦,但这条路于战争爆发后不久就断了。那些动身迟的人,就必须改由济南先到青岛,而后经上海、广州、香港,或上海、香港、西贡(或海防)、云南昆明、重庆至成都。经这条路,用时长,花钱多,也很辛苦……”

   齐鲁大学的学生的迁移全是逃难。开始一段时间,可能每人多少有点钱,就在路上购买食品。走了一天,需要休息或睡眠,他们就走进城镇、乡村的学校、寺庙、教会、礼拜堂等。当地的主事者见他们是流亡学生,会欢迎他们,或以膳食款待。战争经过一年半载后,由沦陷区逃出来的学生为数众多,成了无数股流亡潮。政府就派人在沦陷区内各处秘密给予引导,带流亡学生走那些比较安全、能早日平安到达自由区的路径。齐鲁学生就是以这种方式,经过千山万水到达成都。

五大校长

坝上五大校长陈裕光、吴贻芳、刘世传(及后任汤吉禾、吴克明)、梅贻宝、张凌高等,皆国之高士。他们求学时即为学生领袖,在民族大义上,任事担当,表现卓越。如五四时期率学生上街游行,“九一八”带头抵制日货,卢沟桥事变后,积极领导救亡运动等;同时,他们又都有在教会大学学习的经历,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具有仁慈怜悯之心,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具有开阔的学术眼光,颇具个人魅力。

   齐大迁川,运道不济。如胡厚宣所言:“我在齐鲁大学六年半,其间由于教会学校校友间的争夺,共换了三位校长。齐大校长一职先是刘世传,其次汤吉禾,汤以教务长身份挤走前校长刘氏取而代之。1944年前后齐鲁大学一些学生闹风潮,学生称汤作‘赖汤圆’,又演戏称《审头刺汤》,最后把校长赶走了,继任校长是吴克明。”

   刘世传,字书铭,山东蓬莱人,l919年毕业于齐鲁大学,任济南青年会秘书四年,赴美留学,在霍士德学院(College of Wooster)获文学学士,哈佛大学获硕士学位,修习国际法博士学位,未完成。回国后,任教国立东北大学,“九一八”事变后,他到北平,任教国立北平大学法学院。1935年秋,他回到众望所归的母校齐大主校。

曾任齐大文学院院长的杨懋春谈道:

“刘校长擅长于法学与行政,又因在东北大学及北京大学两校的服务成绩,山东省政府教育厅内人不敢轻视他,国府教育部的人也知道他。经过一段时间后,他在齐鲁大学的校长地位就稳定下来,戴维斯副校长及文理两个学院的重要教授,包括英美籍者,都支持他。医学院的骄纵之气也终于收敛了很多。在诸种有利条件下,校务得以顺利进行。文学院中的社会学、政治学、教育学、经济学及历史等科系均因增聘教员,刷新课程而增强……医学院仍常得到美国某些教育基金会与医药助华会的捐助,故能继续扩大。……可以说,这是齐鲁大学的光明时期。”

   战争改变了刘世传的命运。他主持齐大迁川,异地复课,把齐大带入一个相对平静的环境。学生眼中,“刘先生为国际公法专家,身材魁梧,健步如飞,口若悬河,声若洪钟,在过往成都时期,蔚然而为华西坝五大学联席会议的主席,见解高超,语惊四座。”可惜好景不长,天纵之才往往刚性有余而韧性不足。民国三十二年初,因学校内部矛盾,离开齐鲁大学,他是在各方面均不愉快的情形下离去的。

   1943年秋,政治学教授兼齐大教务长汤吉禾接替刘世传,成为齐大历史上第14任校长。褚承志写道:“教务长汤吉禾先生是江西九江人,武昌文华大学毕业,后留学美国,得了四个学位,其中包含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汤吉禾研究清朝政治制度,但汤吉禾的政治观,显然有些标新立异。汤吉禾治校,态度粗暴,常以训斥手段处理校务问题,不懂得开诚布公及必要妥协,不久即激起学生的反感与多数教职员的不满。

文学院院长杨懋春写道:

“在战时,政府不准在后方有罢工、罢课、游行等活动。但有一天,不知何故,成都一切学校的学生都罢课,到街上去游行,只齐鲁大学的学生为校长所禁止,未能参加。事后,各校学生都讥笑齐大学生胆小无能。而汤校长又见人就说,只他有力量与办法使学生不罢课、不游行。齐大学生既已受到别校学生的讥笑,又听到自己校长这种轻视学生的妄语,就全体起来反对汤校长。学生指控他克扣政府发给学生们的膳食补助金。这种控告虽经校外公正人士查无实据,而学生们则继续控告不停,且向新闻界请求声援,又在校园上张贴标语。校董会召集特别会议,研讨此事。多数董事虑事件扩大,就决定请汤校长休假一年,出国考察。”

此后汤吉禾入幕,担任委员长侍从室秘书。

   1945年,化学家吴克明继任齐大校长。据刘世传的女儿刘贞一说,吴克明之所以当上校长,是因为他是孔祥熙的女婿。论人衡事,此说或带意气。

   吴克明是山东青州人,早年丧父,教会资助他完成学业。1919年齐大毕业留校教化学。1923年秋,被推荐到山西太谷铭贤学校任教员兼教务主任,校长即太谷人孔祥熙。1929年,铭贤学校资助吴克明赴美,进欧柏林大学研究院研习化学。两年后获硕士学位。1931年归国后,先后担任铭贤学校教员兼训导主任、国立中央研究院药物研究所研究员兼化学组主任。1938年,吴克明返铭贤学校任校务长,带领师生一路西迁,最后落脚四川金堂,学校更名为“铭贤学院”,吴克明任院长。1944年春至1945年夏,他应聘中央财政部盐务总局作技术专员,研究解决后方食盐不足的问题。1945年秋,齐大校董会与校友会共议,请回校友吴克明出任校长。

联合办学

   战火绵延,战争升级。1939年4月,全国基督教教会大学在香港召开校长联席会议,讨论“国家危机时期的政策”和“长期的应急调整与重建”等议题。来自内地十二所大学的校长一致声明:“我们认为应当维护基督徒的品格、学术自由和对国家忠诚,尤其是在国家处于危机时期。我们要坚定庄严的信念:为保护这些权利做出任何牺牲都是值得的。”关于长期应急调整,通过了应对成都和上海教会大学形势等问题的决定。

   坝上人员骤增至三千人上下,张龄高领导的华大应接不暇。他在1938年4月5日致友人的信中写道:“本校工作较前增多,自中央医学院、齐鲁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大移蓉后,本校教室住所均感不敷应用,现正漆修化学室、新医院、教员住所。”其应对措施一是挖潜,如紧缩师生用房,二是争取经费,积极扩建,以解决暂时困难。殊不知,这一“暂时”就是八年!

   此前各校办学各有一套成熟的运行机制和规章制度。五大学汇聚坝上,各种矛盾层出不穷。面对纷纭乱象,惟有协商。对不同意见的妥协,为了获取有用的结果而妥协,为了避免决裂纷争而妥协——这样的妥协可以说是民主政治的一个运用原则。坝上常开各种协调会,每周至少四校长例会一次,迄无冲突摩擦之虞;每月有四校教务协会,由四校教务长、注册主任会商有关授课时间安排,招生考试等问题。

   美国“中国基督教大学联合董事会”资助华大、金大、金女大、齐大共建一栋化学楼。1941年化学楼落成,联席会商定:由四校的化学系及金大的化工系合用,战后归华大。五大学曾联合招收本科生及研究生。1944年的《联合招生简章》规定,学生报考各校,可参加五大学联合组织的入学考试。出卷、阅卷等均由五大学统一组织。

   五大学共有文、法、理、医、农等五个学院六七十个学系,应该是战时中国规模最大、学科设置最完整的大学。各校采取统一安排、分别开课的办法,允许教室跨校讲学,学生自由选课,学校承认学分。

医学院是禁区,对外不开放,但在必要时也个别开放他们的专用课室。

残缺的天空

   1938年,为帮助沦陷区西迁的学生完成学业,国民政府开始给断绝家庭联系的流亡学生提供贷金。教育部规定贷金数额为“全额每月八元或十元”,此后随物价涨幅,“参考各地生活程度增加至每生十元至十六元不等”。

   坝上有中央大学医学院、齐大医学院,加上本土的华大医学院,教研临床的力量国内无双,但并不意味着就是健康的保证。1940年,华西校医处报告,当年新体检81名男生,发现有显著身体缺点者75人,占被检人数的92.6%。1941年,五大学组建学生暑期边疆服务团,“在成都华西坝各大学征集团员时,报名时达三百余人,因须体质强健,经两次甄别,仅选得57人,集中训练后,复请三大学联合医院举行全体体格检查,经照射X光,仍有患肺结核病者16人,且其中11人已极危殆。1942年坝上肺病流行,四大学同学患病甚多,因无条件医疗,只好同华大当局协商,求诊于华大新医院。

战争之初,成都物美民淳,坝上五大学经费基本能够保证,学生的家境大多不差,贫困生可以享受贷学金。大家对伙食基本满意。有校友忆起齐大学生食堂:

“菜既丰富,又合营养,也许是因为有医学院的关系,对于这方面特别予以重视。早晨馒头、稀饭、小菜等,中午和晚间,都是四菜一汤,遇到星期六或者庆祝节日,还要加菜打牙祭,菜有糖醋排骨、豆瓣鱼、韭菜炒肉丝、宫保鸡丁、红烧牛肉……时常变换,花样百出,口味新鲜,令人食量大增。其时,教育部对沦陷区学生都发给贷金,付伙食费之外,还略有剩余。物价上涨,仍嫌不够。另外一项补助就是宿舍后面的‘八角亭’——厕所;可谓生财有道。”

齐大师生人数较少,都在坝上安置。当年齐大学生甘克俊讲述:

“齐鲁大学的校舍,教室、男生宿舍及食堂位于小天竺街(现为成都市大学路)北侧,从华西图书馆旁的铁门出来,穿过街到达对面院内,向前不远的右侧,即为齐鲁校舍,只有三排简易平房,中间是个空坝,右侧为教室,左侧为男生宿舍。两排房子的尽头是男生食堂。教室不大,条形课桌与课桌之间距离较近,一次课间休息,坐在前面课桌的男生转过身来讲话,胳膊肘竟压碎了我放在桌上的眼镜。……女生宿舍美德斋,位于小天竺街东端的一条小径内。小径的两侧及宿舍周围以竹篱隔离。大门也是竹篱笆编的,进去后,左右各有一大房间,中间通道的其余房间为小房间。美德斋住着齐大文、理、医学院数十名女生。我住在进门右侧大房间内,沿墙放了七张木制的上下铺,共十四人,文理医各年级都有。

齐大学生姚耀宇回忆:

“抗战期间,同学们都很关心国事,看报如同吃饭,每天都不可少。大家愿意分担费用,共订了三份报纸,即《中央日报》《新中国日报》及《新新新闻》。同室同学,相处融洽。那个寝室,在烽火满天、离流失所时,无异就是我的家,前后四易寒暑,逢年过节不见亲人,孤单痛苦,由心而生。记得每逢过农历年时,门两旁老是贴着那副对联:年年难过年年过,处处无家处处家。”

青年从军运动

战争初期,蒋介石听从胡适建议,对教育曾作出“战时应作平时看”的指示,不在学校征兵。但战事一开,国军溃退,国土沦陷,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兵源素质差。1941年招考飞行学员,首次破例在全国各大学学生中选拔。1942年,日寇入侵缅甸和我国滇西,驻缅英军节节败退,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5月,远征军失利。东南亚盟军副总司令兼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向蒋介石建议,应加紧征调大批知识青年,空运印度,在短期内建立一支新型部队。蒋依计通电全国各级学校征兵。1943年10月11日,全国知识青年从军运动会议在重庆召开,蒋介石两次到会讲话,号召青年从军报国。

最早入伍的是医科学生。前线抗日将士的鲜血仿佛无声的命令。1942年起中大、华大、齐大的医学院,连续三年征召医学生入伍。齐大的张汝黻也走向军旅征程,她回忆:

“1945年二三月间,我和吕犹龙、刘瑞圣报考昆明译员训练班第七期,被录取去昆明受短期培训后,都被分配到昆明岗头村鸿翔部队(伞兵部队)为美国教官做翻译工作。在接受严格的地面军事训练和艰苦的跳伞训练后,我被分配到突击总队第一队(即伞兵第一队)为一美国军医做医务翻译,并于1945年7月12日深夜3时全队180名伞兵乘十余架C-46型运输机从昆明呈贡机场起飞,凌晨空降于广东省敌后开平县苍城镇。当我在高空中从机舱里跳出时,满天都是白色、红白、黄色和绿色的迎风展开的降落伞,真是壮观,令人兴奋难忘。8月3日,准备部队从罗定出发,成功地突击了日寇驻守的重要渡口南江口,歼敌数十人,有效地干扰了海南岛日寇北撤广州的行动。我们正准备第二次战斗任务时,8月15日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战结束。我们这支装备非常精良的伞兵部队首先进入广州市,成为对日受降的先遣部队。”

抗战后期,青年从军运动,导致数以万计的大学生直接参加正面战场的国军或为盟军服务;也有一些同学奔赴延安参加共产党军队。应当说,绝大多数人的动机都是为了国家民族,然而,谁也不能预测未来的命运,抗战胜利的几年之后,一部分人成了共和国的功臣;而另一部分人则拖着一条历史的尾巴抑郁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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